用科学还原真相，以司法伸张正义

“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”，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的公平与正义。然而，很多时候，这个世界还是上演着一些冤假错案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，人们掌握了更先进的鉴定技术和更全面的侦查手段。尸检、指纹鉴定、血迹分析、弹道检测、微量物证、DNA技术、毒药检测……人有多少种死亡方式，法医就有多少种鉴定方法。奈杰儿·麦克雷里的《法医档案》，为我们讲述了很多疑难案例，同时也伴随着法医鉴定方法的改进与突破。

1确定身份是首要任务

法国法医学先驱爱德蒙·罗卡曾说：“写一部身份鉴定史就是写一部犯罪行为史。”由此可见，确定罪犯身份的重要性。然而，直到19世纪，人们才意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可靠的系统化鉴定涉案人员的方法。

在“莱斯奎斯是杜博斯克的替罪羊”一案中，如果有一套正规系统的鉴定方法，莱斯奎斯也不会枉死。虽然后来案件真相大白，但莱斯奎斯却再也无法复活。

识别惯犯是一直以来困扰警方的问题之一。在比利时天文学家兰伯特·克托莱的影响下，法国科学家阿方斯·贝蒂隆开始研究一种鉴定技术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“照片拼凑人像法”。这一鉴定方法在识别惯犯、确定罪犯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。

然而，用这种方法识别罪犯效率低下，同时，又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。这让阿方斯·贝蒂隆很是焦虑。他只好更努力地工作，寻求突破。终于，他所研究的人体测量法奏效了，并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，传到其他国家。“贝蒂隆人体测量法”是19世纪执法史上的最大进步，因为它不仅可以对活人验明正身，也可以辨认死者的身份。

几千年来，人们已经注意到手指尖上的指纹图案，并且认为指纹具有一定的独特性。直到18世纪，德国解剖学家约翰·梅耶才第一次指出，没有两个指纹的纹路完全相同。

英国公务员威廉·赫歇尔爵士似乎是第一个在正式系统中使用指纹鉴定法的人。之后，英国、阿根廷等国都将指纹鉴定法作为最主要的身份鉴定法。到了1902年，指纹鉴定法破案的成功率是贝蒂隆人体测量法的三倍。

身份鉴定的历史是一部探索“独一无二”的历史，也正是这样的“独一无二”让罪犯无处遁身。

2细枝末节也不可放过

俗话说：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可见，在很多事情上，细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在案件的侦破中，哪怕是很小的细节、很不起眼的线索，都有可能对还原整个案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在“骑师帽谋杀案”中，死者是一位名叫古特里奇的巡警。他脸的左侧，耳朵前面，有两个洞，颈部右侧有两处子弹射出的伤口。此外，貌似凶手还发射了两颗子弹，两只眼睛各中一颗。其死状惨不忍睹！追捕真凶的工作持续了八个月之久，他们终于将这位惨死的巡警安葬。

火药发明后，枪支随之诞生。枪支主要用于战争和富人狩猎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枪支的改进，它成了犯罪分子的首选武器。当枪支成为作案工具，用于侦破案件的弹道学也应运而生。

1974年，爱德华·卡尔肖被枪杀一案成为历史上利用法医弹道学破获的第一起案件。在此之前，法国化学家鲁辛也曾通过对子弹进行化学分析来破案。1915年，弹道证据开始受到美国的重视……

与法医的其他分支一样，弹道学既为有罪者定罪，也为无罪者辩护。因此，对子弹和武器的分析是一项必要且非常重要的法医技能。

凡有接触，必留痕迹。除弹道分析外，在侦破案件时，还需要注意现场留下的毛发、衣服和鞋子的残留物以及涉案人员的微表情等，这些细节很有可能帮助警方破获案件。

3让受害者揭晓答案

死者也会说话，且不会骗人。每一起凶案现场，总会留下一具尸体。从情感角度来说，活着的人很难面对，尤其是当死者还是自己认识的人的时候。可是，从侦查案件的角度来说，一具尸体本身就具有丰富的信息。

帕克曼—韦伯斯特谋杀案是美国法律史上最轰动的案件之一。帕克曼是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、商人和慈善家；韦伯斯特自哈佛大学毕业后，便担任哈佛大学化学、矿物学和地质学讲师，之后，又被任命为欧文大学教授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位广受欢迎和尊敬的学者。然而，他却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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