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息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研究

图1

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?冯?李希霍芬提出“丝绸之路”这一概念至今，考古探险与科学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。但过去由于缺少较完备的技术支持，难以进行长时段、多角度的研究。进入信息化时代，计算机与地理信息系统（GIS）技术的介入为研究丝绸之路这种跨区域、多学科的宏大历史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，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研究搭上信息化快车成为可能。

助力丝路遗产再解读

地图数字化将传统的纸质地图转化为数字地图，进而可以和今天的地形图、影像地图相叠加并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，满足分析处理与研究的需求。19世纪90年代以后，东西方探险家针对丝路沿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理探险与考古考察，形成数量庞大的地测图集、考古地图。由于他们来自多个国家，涉及语种很多，对地名、遗址的命名也十分混乱，致使这批历史资料无法深入利用。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对这些地图进行空间配准、数字化，形成数字考古地图，使得过去无法辨识的遗址遗迹得以重新定位，大批考察资料获得了新生。

七康湖石窟的定位就很典型。该石窟位于吐鲁番市胜金乡火焰山的北坡中部，1906年12月德国皇家探险队对七康湖遗址进行了发掘，且切割盗取了大量壁画。参与这一活动的格伦威德尔、勒柯克对此都有记录，但七康湖石窟的具体位置一直无法确定。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绘制吐鲁番（TURFAN）地区图，标注了考察路线与遗址分布，但地名标注与遗址位置多无法考订。近年来，学者将地图拼接，并与Google Earth配准，确定在斯坦因所绘吐鲁番图幅中存在16处遗址，其中高昌故城、交河故城等8处位置与之契合，可以明确锁定遗址，另有8处无法确定属于今天的哪些遗址。将数字化地图再进行位置比对、地貌还原、图片对照，最终确认地图中写作Chikkan-k l的地点即今天的七康湖遗址，而这一地点在格伦威德尔的报告中记为（见图1），勒柯克报告中写作Tschyqqan-k l。这一遗址的定位，不仅确定了这些不同写法的地名指向同一地点，也将大量与之相关联的历史资料落实到位，为石窟寺的后续研究找到了依据。

通过地图数字化，还可将不同语种、不同标注的地名通过经纬度定位，建立空间关系。这样建立起来的地名数据库，对于解决混乱的地名状态十分有效。在中国传统文献中，丝路沿线地区的地名记录很混乱，一些由蒙古语、突厥语等转译过来的地名在音译后都有误差。以今天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为例，在清代的各类文献与地图中，至少会发现近10种地名写法。通过空间定位的方式，建设丝路历史地名数据库，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整体史视角下探究丝路变动大趋势

汉唐以来，中央政府沿丝绸之路广设州县、军镇、驿站，建立起庞大的政区管理与驿路系统，留下了沿线交通道路的地理信息。行走于丝路沿线的高僧、贡使、贸易贾客也留下了出行记录。这些历史资料成为学界复原丝绸之路沿线交通节点最直接的证据。

近年来丝路沿线出土的大量汉代简帛、敦煌文书等，也为我们复原这条道路提供了方便。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，考古遗址展示了汉代驿站的基本面貌，其中出土汉简余枚，记录了过往官员与客商往来的许多信息。

丝绸之路跨越平原、山脉、河谷、高原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交通系统，历史地理工作者这些年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，致力于路网的复原。“丝绸之路：长安――天山走廊路网”入选中、吉、哈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其中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，道路信息非常丰富，保留下深深嵌入石板路基中的车辙。

借助以上信息，利用考古遗址、古旧地图、遥感影像数据，完成2000年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空间定位，形成契合地形地貌、具有三维定向效果的数字丝绸之路，可以开展综合性统计分析，探究丝绸之路变动大趋势。

针对丝绸之路路网进行交通节点的“核密度”统计，可以看出公元7世纪以前丝路沿线交通节点明显呈散点状态。7世纪以后，中原内陆到中亚、西亚等地开始形成规模明显的交通中心点的高密度区，丝路网络已比较成熟，这一时期是唐朝的鼎盛时期，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阶段。10世纪以后，在河西与新疆一带，交通节点明显减少，东部以长安为中心形成核密度集中区；西部费尔干纳、河中地区交通节点密集度极高，东西遥对，开启丝绸之路区域化发展新阶段。13世纪以后，中原以长安为中心、河西、西域、费尔干纳、河中地区各自均匀地形成交通节点密集区，直到17世纪以前，这种格局变化都不大。由此可见，丝绸之路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与中心区在不断形成，丝路沿线贸易格局也在走向区域化。

文章来源：《科学与信息化》 网址: http://www.kxyxxh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422/2279.html